5月8日为“世界地贫日”。
很多地贫夫妻都面临一个“世纪难题”：同是“地贫”者就必须分手或引产吗？
地贫基因携带者夫妇陈芳（化名）和杨刚（化名）的故事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答案。
一
查出地贫后还能生出健康宝宝吗？
去年10月，陈芳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诞下一名健康女宝宝，一家其乐融融。回想起一年前结婚、备孕的心酸，她和丈夫对新生命的加入感慨万千。
2020年，两位年轻人正准备步入婚姻殿堂时，在婚检中发现了彼此都是α地贫基因杂合缺失（--SEA/aa）的“地贫患者”，生育中重度地贫儿的几率较高。
这让他们陷入迷茫，究竟怎么样才能生育健康宝宝且阻断地贫基因遗传呢？他们带着疑问走进了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求医。
“如果以上两个人结婚，不加干预地自然怀孕，则其后代1/4机率为重度地中海贫血患者，1/2机率为α地中海贫血携带者，1/4机率不携带地贫突变基因。因而自然怀孕生育健康宝宝的概率为3/4。”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钱卫平解释。
地中海贫血，在医学上被称为珠蛋白合成障碍性贫血。其中，红细胞是人体内输送氧气、输出二氧化碳的“运输队”，“珠蛋白”是运输队的“中坚力量”。地贫患者是一类“珠蛋白”基因缺失或者突变了，那么“运输队”功能也会出现障碍，导致人出现贫血等问题。
该疾病因大多发生于地中海沿岸国家，而获“地中海贫血”命名。地贫是全球分布最广、积累人群最多的一种单基因遗传病。
地中海贫血为何需要警惕？因为地贫是会遗传的，以α和β地中海贫血较为常见。当一个人不能产生足够的血红蛋白α链时，将出现α地中海贫血症；当一个人不能产生足够的血红蛋白β链时，将出现β地中海贫血症。按临床症状又分为轻中重度。
目前，地贫尚无药物和成熟的基因治疗方法。一般来说，地贫基因携带者无需特殊治疗，中重型地贫患者需要定期输血和排铁治疗维持生命。
“总体来说，长期输血和除铁治疗费用高，一般家庭承担不起，且可能重度地贫儿寿命并不长；再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可能治愈重型β地贫的方法，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全相合的地贫移植成功率高。近年来，地贫移植技术较成熟的医疗机构开展的半相合地贫移植也有较高的成功率，但治疗费用昂贵，移植后并发症多，有5%-10%的失败风险。”钱卫平介绍。
二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阻断“地贫”基因
要如何帮助他们阻断、避免生育地贫儿呢？
因为夫妻都是地贫基因携带者，生育健康宝宝几率较小，钱卫平是通过胚胎种植前遗传学诊断技术（PGT，俗称“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来帮助他们。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通过基因检测，筛选出健康的胚胎进行移植，像地贫、脊肌萎缩症、杜氏肌营养不良、遗传性耳聋、多囊性、苯丙酮尿症、马凡综合征等多种单基因遗传病家庭均可通过这种技术解决生育难题。
经过精心的诊治，借助“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地贫基因携带者夫妇陈芳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中心完成胚胎移植，于2021年10月诞下一名健康女宝宝。
像陈芳夫妇做好婚前产检筛查的患者是比较幸运，钱卫平介绍，自己曾经接诊过的36岁李阳（化名）则没有那么幸运。
她和丈夫双方均为β地中海贫血携带者，因为没有提前发现问题，未做周全的生育规划。2016年，在二胎自然怀孕中，经羊水穿刺显示，女方怀上了重度地贫儿，经历痛苦的决定，最后不得不进行引产术。这对李阳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就在陈芳夫妇迎接新生命的同一个月，经历过一次引产术的36岁的李阳也在北大深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通过第三代试管婴儿助孕技术，选择正常胚胎进行移植，并成功怀孕。
近期，李阳通过孕中期羊水检测显示，胎儿染色体核型未见异常、没有携带β地贫突变基因，目前持续妊娠中。
三
广东人每6个人就有1个地贫
地中海贫血在广西、海南、云南、广东、贵州等南方省份高发，其人群基因携带率在广西、海南、云南达20%以上。据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基线调查发现，广东户籍育龄人群中地贫基因携带率约为16.8%，即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地贫儿，重型地贫患者多数在未成年前死亡。
因此，在地贫高发地区开展婚前、孕前以及产前地贫筛查、诊断和干预，即三级预防策略，防止重型地贫儿的出生，是防控地贫的最有效措施。
钱卫平介绍，地贫可防可控。一级预防是通过婚前孕前优生检查，及早发现夫妇双方地贫基因携带状况，针对性制订孕育计划，预防地贫的发生。对于自然怀孕中的夫妇，则要高度重视二级和三级预防。二级预防实施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通过对胎儿染色体进行核型分析，明确胎儿地贫基因类型，避免重型地贫儿出生。三级预防是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促进确诊地贫患儿早诊早治。
高风险的夫妇可以选择自然怀孕，怀孕后务必做好胎儿产前诊断，明确胎儿是否为重型地贫儿，也可以选择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即第三代试管婴儿手术）。
对于有过中、重型地贫患儿生育史的夫妇，同型地贫携带者的夫妇，αβ复合型地贫携带者的夫妇，以及αβ复合型与其中一型地贫携带者的夫妇可以通过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进行阻断，生育健康的宝宝。”
据悉，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作为深圳市第一家拥有PGT资质的医院，其生殖医学中心自2018年11月获得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T，俗称“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资质准入以来，已通过该技术帮助八十多对地贫基因携带夫妇成功孕育了健康的宝宝，并且完成了对多囊肾、遗传性耳聋、马凡氏综合征、脊髓小脑共济失调等单基因遗传病的阻断。
5月8日“世界地贫日”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也联动深圳生殖医学专科联盟的各家联盟医院，在北大深圳医院门诊大厅一楼开展义诊咨询宣传活动，通过线下义诊和线上直播等形式，就地中海贫血防控向市民群众开展公益科普活动。
【记者】黄思华
【作者】 黄思华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来源：南方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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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是不生，是个问题。能不能生，是个更麻烦的问题。
对不孕不育夫妻而言，辅助生殖是“救命稻草”，同时，“求子”的需求也孕育了20年来快速发展的市场：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育龄女性成功活产一次至少需要花费10万元，甚至更多。
因此，人工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任何消息都会引发各方关注。5月上旬，浙江医保局提出要制定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服务价格，并适时纳入医保。随后辅助生殖概念持续走高。“辅助生殖行业已到爆发前夜”的说法，在经历4月北京市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项目入保暂缓执行的波折后，又在市场流传。
这种狂热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吗？目前国内试管婴儿市场供需发生了哪些变化，行业的未来会怎样发展？
今年3月，著名胚胎学专家、家恩医疗创始人刘家恩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面访，谈到了相关问题。他认为，当前人口出生率下滑等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也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利好消息带来的市场狂欢都是短暂的，行业发展需要长期政策支持、鼓励。
44岁生育门槛：人工辅助生殖提供科学解法，试管婴儿是最后一道希望>
尽管男性和女性都可能患有不孕不育症，但两性的生理区别，一般会使女性承受的生育压力要大得多。
点进试管婴儿线上交流平台，你会更加明显感受到这点：几乎清一色的女性活跃用户，刷屏的B超图片，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雌二醇等听起来生涩的激素名词，她们早已熟稔于心。
而“毕业”“开奖”“求绿灯”等高频词，以及穿插着送子观音和安胎符图片的广场消息——显得她们既像谨慎的考生，又像虔诚的信徒。
尽管出于羞耻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不孕不育患者对试管婴儿这一话题保持缄默。但实际上，需要借助人工干预手段进行生育的人群并非小众群体。多家上市公司招股书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
可比起40多年前的人，他们总归是幸运的。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于英国，至此，不孕患者求助的对象才从巫师变成医生，关注的“神迹”从符号、咒语变成拗口的医学名词和量化指标。
作为现代技术为不孕不育人群带来的福音，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既包括简单的人工授精，也包括相对复杂的试管婴儿，发展至今大概已经囊括了8种治疗方法。
其中，第二代和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研究中，均有刘家恩的身影。1989年，鉴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优生优育、解决不孕不育方面的作用，妇产科专业硕士毕业的刘家恩，受国家公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学习。
在以生殖医学中心著称的欧洲高校，刘家恩师从世界试管婴儿之父Robert G. Edwards等试管婴儿开拓者，学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贡献包括但不限于世界首例植入前胚胎DMD（假肥大性肌营养不良）诊断技术、世界首例将ICSI（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应用于PGD（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睾丸精子体外培养成熟技术、超快速植入前胚胎单细胞DNA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植入前胚胎单细胞重复DNA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2000年，刘家恩学成归国，等待他的是国内患者独特的求诊路径。
一般来说，国内患者漫长的求子路的起点不在医院，而是中医诊所，只有在中药调理无果后，大多数人才转向医院检查。
对此，刘家恩并无异议。他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医药对病人“调理气血”的作用无可厚非。而在女方输卵管通畅、排卵正常，男方精子质量优良的背景下看中医，不仅能调节身体，还能抚慰心理，患者随后自然怀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事实上，根据刘家恩的接诊经验，来医院求诊的所谓“不孕不育”人群中，最后需要做试管婴儿的人数很少。有的病人不了解医学常识，在医生指导下多可自然怀孕；有的患者激素水平紊乱，通过调理也可以自然怀孕；还有的因为工作紧张、焦虑情绪而无法生育，在接受完心理辅导后也可以自然怀孕。
但是，如果不孕不育的原因是女性输卵管堵塞，或者男性少精、弱精和无精等不可逆原因，一味看中医也于事无补。这类患者“求子梦”寄托在上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上，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技术。
通俗讲，相对简单的人工授精技术的开展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如女性输卵管通畅、生育功能正常，男性精子质量达标等，是以一种非常接近自然受孕的方式操作的简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技术，则需要从女性卵巢体内取出卵细胞，在体外与精子结合后形成胚胎，再把发育良好的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宫中去，其过程比人工授精要复杂，被称为“求子群体最后一道希望”。
在刘家恩开设的医院，接收的首次求诊病人中，约1/3可以通过科普讲解、监测排卵、调整内分泌等方式自然怀孕；另外2/3的患者可以进行人工授精，如果尝试三四次未果，再改做试管婴儿。
算上到院门诊咨询、体检后进入试管婴儿周期、定期抽血做B超（2~3次）、取精取卵、胚胎移植、早孕监测，未来2~3个月，选择试管婴儿的患者需要频繁“跑医院”，承担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而这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刘家恩表示，不孕不育是由多因素引发的结果，而女性年龄是影响不孕不育治疗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从生理角度看，男性和女性的生育年龄有很大区别，前者的生育年限更长，但女性在44岁之后生育功能急剧下降。
具体地说，随着女性年龄增加，其卵细胞的质量会逐步退化，与精子结合后形成的胚胎中出现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也是随着年龄而增加，超九成难以着床。所以女方年龄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
这意味着，女性的44岁将是夫妻需要共同面对的生育门槛。
作为一名人工辅助生殖专家，刘家恩呼吁年轻人不管当下是否想要孩子，首先要了解生育常识，制定生育规划，女性如果想要生孩子，必须在40岁之前解决。
“生育一事并非你想就能生出来的。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想要孩子，到一定年龄又想要，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这是很可惜的。”刘家恩说。
试管婴儿20年：从羞于启齿到坦然面对，问诊患者呈年轻化趋势>
当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如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国内出生人口连续四年滑落，出生率为1952年该数据有统计以来最低。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严肃的现实问题。
这也使不孕不育这一话题受到更多关注。据刘家恩介绍，从成因上看，不孕不育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环境污染、地域差异、种族基因等单纯因素能解释。
1988年，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降生，掀开了中国人工辅助生殖行业的第一页，但随后十几年国内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缓慢。
刘家恩回国创办辅助生殖医院时，只有个别大学的公立医院开展试管婴儿工作，其余很多医院都在准备筹备阶段，配套技术人员稀缺。
2002年，刘家恩开始着手筹办医院，但国内并无成立试管婴儿私立医院的先例，要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需要直面棘手问题。例如，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要求很高，既需要专业医生，胚胎技术员，护理人员，也需要各种专业的精密仪器，而这些恰好是彼时国内所欠缺的。
作为应对，刘家恩和同事自掏腰包从国外进口辅助生殖的耗材设备、培养液，经过自招人员、自己培训，终于满足了基本的建院条件。
2004年，作为国内首家获得批准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的民营医院，刘家恩牵头组建的北京家恩德运医院顺利开业。当时全医院的员工只有几十个人，医护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是招聘的。
此后，在庞大患者群体的支撑下，家恩德运借助首批病人的成功率以及患者群体的口口相传，很快在北京地区打开局面。
经过20多年的门诊经验，刘家恩也感受到行业的变化，其中问诊患者的年轻化趋势不容忽视。以家恩德运为例，就诊患者平均年龄为34岁到35岁，80后正在成为试管婴儿的主力。
刘家恩认为，这与中国社会变迁有关。具体来说，现代人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很多高学历就业的人群年龄比以前大许多，工作几年后再考虑生育基本超过30岁，而女性的黄金生育年龄是在30岁前。
此外，生活方式变化也让现代人生育能力告急。刘家恩表示，在备孕、怀孕、妊娠的全过程中，睡眠欠佳、抽烟酗酒、工作压力等都可能引起生殖功能下降。“手机夜游族”的生育能力受熬夜影响很大。
形象地说，一名长期熬夜的女性，其卵巢功能要远远差于同龄人，高管、媒体人、律师等习惯于经常熬夜的职业女性群体，在不孕不育人群中占比更高。
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明显。过去，业内普遍认为在不孕不育症中，男方因素占30%左右，主要是由精子质量差引起，一对夫妻不孕不育，由男性原因导致的概率约为30%，如今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40%左右。
rfg皇家医院
不过，也有值得欣慰的好变化，例如病人群体对试管婴儿的态度正在“从逐步认识，到逐步接受，再到坦然面对”。
刘家恩强调，不孕不育是人类社会存在已久的议题，不同人种群体中不孕不育率均在10%左右。过去，不孕不育群体不愿发声，因此容易被社会忽视。
而辅助生殖行业也愈发繁荣。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36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有27家，全国各省（区、市）均有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服务可及性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家恩德运的人员数量也从几十人扩充到150多人。刘家恩表示，“20年发展非常快，（国内辅助生殖）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在技术方面基本上和国际先进水平差不太多了”。
但无奈时刻无从避免。对于三次以上取卵经历还未成功受孕的病人，刘家恩一般会建议他们放弃。因为这说明其卵子、胚胎质量、子宫环境大概率已经无法做成试管婴儿。但对于这一结果，大多数患者一瞬间都无法接受。
“人总是没办法轻易放弃。”刘家恩说。
不难看出，尽管生育、求子一事早已退去远古文明的宗教色彩，并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变得理性、科学，但求子者内心对孩子的渴望与古代人并无二致。
刘家恩并不赞成盲目的“渴望”，特别是其滋生的消极情绪。比如病人们习惯“组团”建群，可以达到共享成功经验，互助身心的效果，但七嘴八舌的讨论也很容易放大焦虑，反而影响手术效果。
刘家恩建议，国内有条件的人工辅助生殖医院可以配套1~2名心理咨询师，对特别紧张的病人进行心理辅导和引导解释，避免焦虑情绪影响手术成功率。
均价超3.5万/周期：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暂缓，生育支持政策讨论度走高>
热切的求子需求、前沿的科学技术构成国内辅助生殖的市场框架，串联其商业世界的重要主线，却是价格。
根据《中国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实践指南》测算，女性在35岁及以下时，平均需要3个治疗周期成功活产，单次取卵周期价格约3.3万~4.2万元，35岁以上的女性则需要更长周期。这意味着育龄女性成功活产一次至少需要花费10万元，甚至更多。
这些费用30%~40%流向药费，40%~50%流向手术费，10%~20%流向检查费，贯穿促排卵、取卵、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化验的各个环节，对于手头拮据的患者来说并非小数，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辅助生殖渗透率。
因此，近年来呼吁将试管婴儿费用纳入医保的声音不断，今年更是佳音连连。而在今年2月，16项辅助生殖项目拟纳入北京市甲类医保（仅限门诊）的消息在行业引发震动。平安证券在当月的医药生物行业周报中指出，此次进入医保，医保覆盖约8000~11000元。
这意味着如果政策落地执行，一对计划进行试管婴儿手术的夫妻用于单周期治疗的预算可以减少约20%以上。
不过，4月13日，根据北京市医保局公开披露的信息，“根据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相关规定，按照国家医保局要求，我市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工作暂缓执行”。
作为生育利好政策，“辅助生殖入保”缘何按下暂停键？业内猜测可能与辅助生殖、美容整形这类消费级医疗服务不符合国家医保“保基本”的原则有关。
刘家恩认为，辅助生殖项目的单价降幅，取决于国家医保资金充裕程度，而不是由企业、个人断然决定的。也许由国家、企业、个人捐赠出资，设立专门的试管婴儿基金，降价力度可能比最初政策的费用减幅更大，甚至包括1.5万~2万左右的进口药都可能报销。
刘家恩也表示，从国际实践经验看，试管婴儿涉及流程和技术很多，相关政策落地执行，还需要制定配套细则，以明确报销范围，对患者年龄和次数进行限制，而不是“来者不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例如，在比利时对符合年龄要求、有适应症的夫妻，减免包括药物在内的试管婴儿治疗费用，大大减轻不孕不育人群的经济压力；在美国，尽管每个州立法不同，但一般来说，医疗保险可以报销2或3次做试管的部分费用，也不是100%全报。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内外辅助生殖渗透率的差距。太平洋证券研报显示、2016年国内辅助生殖渗透率为10.2%，低于同期日本56.1%；中国银行证券研报预计，到2023年，中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为9.2%，美国同期数据为33%。（机构间数据差异或由测算方式导致）
在辅助生殖技术暂未纳入医保报销的当下，减轻国内试管婴儿患者经济压力，主要靠医疗机构给予的价格优惠，而这些折扣一般面向经济困难，或者多次尝试试管婴儿的患者提供。其中民营医疗机构在国家备案后拥有自主定价权，因此价格弹性更高。国内也有医疗保险公司开始涉足这个行业。
刘家恩表示，试管婴儿手术成本相对透明，业内用药基本一致、绝大部分设备耗材从国外进口，因此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整体费用相差不大。但是，公立医院属于免税的医疗机构，依从一定的定价标准，经营成本较低，因此整体价格普遍低于企业性质的民营医院。
尽管辅助生殖入保暂缓执行，但是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讨论也是行业不断调整的缩影。今年两会期间，人口、生育等话题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多位政协委员针对单身妇女生育、生育率保护等问题建言献策。
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金李在提案中表示，应尽快改变传统观念，对单身大龄女性，或暂时找不到适合结婚对象而主观愿意生育力保存的女性，放开生育力保存。同时对大龄单身女性非婚生育小孩等行为予以认可，在其上户口、上学、医疗以及其他方面一视同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孟安明则建议适当放宽对单身女性冷冻卵子的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医院对25~32岁的单身健康女性、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卵子超排和冷冻。
刘家恩表示，人口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明显。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生育支持政策出台，可能也会涉及试管婴儿领域。
500多张稀缺执照:市场不会突然爆发，两极格局下私立医院更难>
除了高技术和高价格，高门槛是辅助生殖行业的另一鲜明特点。
根据当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5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2015版）》和《关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辅助生殖牌照申请流程有4个核心环节，即论证、评审、获取人工授精牌照、获取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牌照及申请第三代PGT牌照，完整的申请流程长达10年左右。种种限制使稀缺的牌照主要配置在资源强势的公立医院。
此外，为了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机构还会对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医生和实验室人员的业务量、机构周期数、妊娠率等多方面设立标准，每2年进行校验，未通过校验将被收回运营资格。
刘家恩表示，中国辅助生殖机构的成立条件为全球最严。与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国内辅助生殖行业不是单一的行业监管，而是行业监管与政府监管并存，监管重点既包括专业技术，也包括医院等级、人员规模、占地面积等多个方面。
不过，尽管行业监管严格，但不同地区的技术、人才储备失衡，辅助生殖机构品质良莠不齐也早已成为业内共识。刘家恩估计，国内优秀、中等、较差三个档位的机构数量大概各占1/3，而随着优质机构患者数量的长年累积，辅助生殖行业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越发明显。
其中，公立医院作为国内医疗领域的主力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上风，而公立三甲医院在数量、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病源吸引力更强。
民营医院带有企业性质，在医疗体系中起补充作用，其真正与公立医院竞争的领域是某方面的专业技术，以及通过提供专业技术、周到的服务，提升病人就医体验，打造医院品牌。
据刘家恩的从业感受，一般而言，约八成的试管婴儿患者会对周边的试管婴儿中心进行走访调查，在充分咨询和了解后决定就诊医院。出于对公立医院的信任，患者会优选公立医院咨询；而出于公立医院费用更低的印象，大多数患者可能优先选择公立医院作为问诊第一站。
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患者更看重就医体验，为了节省等待时间，避免拥杂环境，也会选择手术成功率高的私立医院就医。一般而言，治疗成功的病人会向周围的亲戚朋友介绍医院或医生，这也是私立医院的主力客源。
而对于选择辅助生殖赛道的民营医院，其在市场竞争中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在热切求子的患者群体眼中，手术成功率是比价格更重要的决策因素，也是各家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也就是说，如果民营医院有好技术和好服务，在保证患者手术成功率的基础上，还能节省患者时间、减轻患者焦虑，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守住地位。而心理因素本身也会对手术成功率产生正向影响。
因此，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技术和服务才是辅助生殖机构的立身之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赛道的民营医院都顺风顺水。例如，在行业环境变天的产科领域，客源减少是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民营医院“单打独斗”的苦楚暴露得更加明显。
其中，人才资源短缺就是一大挑战。刘家恩表示，民营医院从公立医院“挖人”成本高昂，需要给出其3倍、4倍甚至10倍的原薪资；而失去了公立医院大平台，转身投向民营医院的大专家能否迅速适应、独当一面，也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外，转型成功的民营医院数量稀少，近年来民营产科医院变卖、倒闭屡见不鲜，也暴露出民营医院面临行业风险时，较弱的生存能力。
刘家恩分析称，医疗领域的底层支撑是技术和人力资源，而专科民营医院在建院之初根据已有技术优势确定了发展方向，当疫情突袭、行业变天导致外界环境突然变化时，缺乏国家的支持，民营医院往往难以实现技术的快速转换，因此转型难度很大。
“民营医院的转型还是要靠自己，转型成功就生存下去，转型不成功就只能关闭，这是当前的一个现实状态。”刘家恩说。
刘家恩表示，未来辅助生殖行业的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竞争会一直存在，当然竞争的同时也会促进行业发展。
不过，对于市场上“辅助生殖行业进入爆发前夜”的观点，刘家恩认为过于乐观。
首先，从行业特点看，扩张难是辅助生殖中心的一大难点。
根据国家卫健委去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测算参考方法》，各省（区、市）增设的辅助生殖机构数量不超过截至2020年底辅助生殖机构总数的15%，按常住人口数测算原则上每230万~300万人口可设置1个辅助生殖机构；而人类精子库设置每省（区、市）原则上不超过1个。
这意味着，到2025年前，我国新增的辅助生殖机构不得超过80家。而由于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设置实行“一院一证”，因此包括家恩德运在内的众多辅助生殖机构，发展壮大后难以走出地方。
同时，市场需求有限也是限制行业发展的客观原因。刘家恩表示，国内辅助生殖机构数量相对较多，但目前市场病人量并不饱和，因此放宽成立门槛，建立更多辅助生殖机构并无迫切需要的现实基础。
家恩德运临床接诊的三胎咨询数据显示，要三胎的就诊患者数量也没有呈现爆发趋势。刘家恩表示，当前人口出生率下滑等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也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利好消息带来的市场狂欢都是短暂的，行业发展需要长期政策支持、鼓励。
“这不是炒股，今天有好消息明天股价就翻倍了。”刘家恩说，当代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与上一代不同，他们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吸收生育政策，这将会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
“如果人口出生率能从明年开始逐步上升，那就是一个好现象。”刘家恩说。
每日经济新闻
境外医疗旅游，是坑还是商机？
编者的话：最近，国内舆论焦点对准医疗领域，很多人看好境外的医疗旅游市场。德国《世界报》称，全球医疗旅游行业价值约合4000亿欧元，未来十年内市场可能继续以每年25%的幅度增长。《环球时报》驻各国记者实地探访了热门国家的医疗旅游，发现尽管这一市场前景普遍被看好，但海外医疗能火多久仍是未知数，如要投资，需做好各方评估。
美国：中介催生医疗旅游热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李晓宏
“美国每年接待约20万国际转诊患者，创造三四十亿美元的收入。以前欧洲来美就医者多，近3年中国客户增长迅速。”美国天机医学咨询中心执行总裁杨雷说，该中心就是瞄准这个趋势，3年前在纽约成立的。
杨雷介绍，中国患者赴美就医主要看两类疾病，一是癌症，二是不孕不育。前者多去美国东北部的麻省总医院、西北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南部德州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不孕不育患者青睐加州和纽约等地医院。
如今，美国在全球最先进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及辅助生殖质控标准，每年吸引中国数万人赴美就医。在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生育治疗诊所，北京一对高龄夫妇慕名美国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和基因检测技术，来做试管婴儿。当受精卵在暖房恒温仪器中培养了5天时，医生从处于囊胚期的胚胎滋养层中提取一两个细胞，进行基因疾病和染色体异常的筛查及人工干预，拿掉、修补缺陷基因后，将胚胎植入子宫。最终，让他们生育了一个健康宝宝。
“赴美医疗确实帮到一些患者。”美国先行国际医疗公司联合创始人朱晓伟说，美国一些先进的治疗方法和药品器械进入中国需要一段时间。有些中国患者肿瘤复发，在国内已无法医治，来美国接受癌症免疫治疗，病情得到稳定。也有肺癌晚期患者，到美国采用靶向疗法，延续生命。美国癌症5年生存率较高，总体达到66%，远高于中国31%的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康复期的治疗。因此，有些患者手术后，继续在美进行康复治疗。美国有专门的医疗签证，中介提供一站式服务。
“10年前，全球著名的德州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一年有十几个中国患者，现在增加到几百个。”朱晓伟认为，这还与中介机构转诊网络铺得越来越大、宣传越来越多等有关。朱晓伟说，当前赴美医疗走的是高端路线，一些中介收费12万元人民币起价，增加接机、陪同患者第一次门诊等服务，增至15万元人民币。如果全程陪同，高达80万元人民币。而且美国的治疗费昂贵，至少是中国的两倍。
需求带来市场潜力。业内预测，随着中国中高收入人群不断增长，赴美医疗服务市场将保持高速增长。目前，该市场的中介有三类，一是中国在线医疗旅游平台，二是纽约天机医学咨询中心等美国当地服务公司，三是中美合资的美国诊所。
第一类的优势，在于十余年市场摸索积累的中国客源。第二类本土中介，人脉广，有条件获取美国优质医生医院资源。第三类结合了前两者的优势，如纽约GFG格莱宝美孕生殖中心。该中心的中方投资者慈铭体检集团，在为中国女性客户提供体检服务过程中，易发现有特殊生育需求患者。
面对商机，有人想投资朱晓伟，合作美国转诊生意，被他婉拒。“病人是一个国家的医疗资源，转诊国外不宜做得过大，有限转诊即可。”朱晓伟认为，“关键是把国外前沿技术、优秀医学人才转回国内”。
印度：医院参差不齐，风险不容小觑
本报记者 白云怡
联合国最近一份有关服务业的报告显示，印度正成为全球最受青睐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数以十万计的海外病人蜂拥来到印度。
中国商人在印度开办医疗旅游公司或经营医疗旅游业务前景如何？在印度海得拉巴制药中心工作多年的邹岚认为，这一行业非常“有发展”“有钱途”，因为患者可以在印度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接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以丙肝这种疾病为例，在中国，一名患者要治愈丙肝需要花费4万元以上人民币，但在印度大概只需要8000元就可以。而仅丙肝患者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这个市场有多大可以想象。”这名熟悉印度医药行业的专业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有时候患者甚至不需要前往印度，只要通过公司将资料发往印度医生那里即可进行远程治疗，所以成本很低”。
据印度工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称，印度的医疗服务收费水平一般是欧美国家的1/10。美国肝脏移植的价格在20万美元以上，但在印度只需1.4万美元；机器人膝盖手术这项尖端技术在中东和澳大利亚地区的费用高达8万美元，而在印度只需花费1万美元。
除了价格低廉，印度医院的医疗水平也相当不错。印度各大医院的医生，大部分从欧美国家的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工作。
不过，邹岚提醒称，在经营医疗旅游时，从业者需要对医院和医生的选择极为谨慎，因为印度的各类医院水平参差不齐。“一般来说，印度的私立医院质量会更好。中国经营者切不可贪便宜而选择不靠谱的印度医院当做合作伙伴，不仅易引发医疗纠纷，更难进行国际诉讼”。
这一产业的风险也不可小觑。“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医疗和政策带来的双重风险”，在印度工作生活多年的海外医疗服务公司“康安途”创始人杨晨对《环球时报》表示，目前对印度药物有强烈需求的中国患者主要是一些肿瘤和肝炎患者，他们经常带有一些天然的并发症，会为整个医疗过程带来更多复杂因素。从政策上来说，中国正在对医疗环境进行深入改革，与海外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海外医疗的红利期还有多长并不确定。“由于医疗旅游是新兴行业，有关这类公司的资质要求、牌照颁发等相关规定都不健全，这些对投资者来说都是风险因素”。
在杨晨看来，印度医疗旅游行业天花板十分明显，因为国人需要的只是印度药品，况且这一行业内部竞争已很激烈。“相对赴印医疗旅游，在印经营医疗电商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泰国：泰式服务是主要卖点
本报驻泰国特派记者 张志文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今年发布的一份医疗旅游调查报告显示，根据2016年统计，泰国是全球接待医疗游客最多的目的地，人数达到229万人次。《环球时报》记者日前探访了泰国一家知名国际医院，了解泰国医疗旅游的优势所在及服务标准。
位于曼谷市区的康民国际医院，成立于1980年，是很多国家患者赴泰医疗旅游的选择之一。据介绍，去年这家医院共接待了来自190个国家的110万名患者。记者看到，这家医院内部装修高雅大方，就诊环境与普通医院很不一样，有种置身酒店的感觉。
康民国际医院国际事业发展部负责人塔尼·曼尼努对记者说，国际患者到达医院后，一般会有翻译陪同填写注册信息及就诊，“为了方便医患沟通，我们有超过30位各国医生负责患者与泰国医生之间的交流翻译”。同时，这家医院还在中国等国家设立联络处，国外患者可以通过联络处提前将病历等资料交由泰国医生会诊，随后反馈诊疗方案和费用。联络处还可以代办赴泰手续和酒店交通等服务，“可以一条龙地解决患者的需要”。
根据国际卫生保健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泰国医疗游客数量正在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毕马威（泰国）医疗部门负责人塔纳特认为，多数泰国私立医院已经获得JCI国际联合委员会认证，并拥有高技术的医生团队，能够为中东和中南半岛国家患者提供高质量服务。塔尼也说，泰国私立医院拥有世界前沿医疗技术，悉心的泰式服务也是很多国际患者选择来这里就诊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华新康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康丽娜对记者表示，辅助生殖、抗衰老治疗和健康体检是目前中国患者选择来泰就医的主要目的，相对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在泰国可以较为方便地预约专家。
德国瑞士医疗高端，价格也美丽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说起医疗旅游，许多人会想到电影《茜茜公主》里的场景：这位巴伐利亚公主得了严重肺病后，放下一切，到处游山玩水，心情大好，病也奇迹般好了。这该是医疗旅游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如今，德国被称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之一。
德国经济研究所7月的一份报告表示，去年，到德国医疗旅游的外国人已经达到近30万，给德国带来18亿欧元收入。这些人大多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海湾国家和中国。
“德国医疗旅游主要有三种。”德国慕尼黑大学旅游经济学者普拉西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一是健康旅游，《环球时报》记者曾参加过德国一家旅游机构的健康旅游，内容包括到阿尔卑斯山区，住在有机酒店，参加远足、健身等体育活动，还有健康膳食制定；二是疗养旅游，德国有300多个高级疗养温泉与疗养胜地，尤其适合病后康复者；三是住院旅游。这种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那里有德国最著名的医疗机构，病人可以进行心脏手术、骨科手术等。
普拉西尔表示，外国人到德国医疗旅游并不难，还可以获得专门的医疗签证。但是费用是难点。尤其是第三种，如果是癌症等较严重的病症，治疗费用至少也得大几千欧元，甚至几万欧元。
最近几年，中国投资者也盯上了德国的医疗旅游商机。记者了解到，中国投资者的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投资保健中心和健康酒店，主要客户是中国旅游者：二是购买德国面临倒闭的医院、疗养中心等。
相对德国，瑞士主要专注高端医疗旅游。《环球时报》记者前不久到羊胎素发源地及全球著名的抗衰老胜地——蒙特勒采访，蒙特勒有十多家私立医院。这里的医院除了注射羊胎素外，还提供面部拉皮、身材重塑或再造鼻子，以及乳腺癌术后或事故后的修复手术，也有心血管、关节炎等小手术，还有专门来全面体检的。
一位来自上海的正在当地接受医疗服务的游客告诉记者，医院特别提供“一整套服务”，包括机场接送，汉语翻译，精致的法国餐饮，一对一医师问诊，蒙特勒等地旅游等。但费用也很可观，一周全包疗程（不包来回飞机票），要价一万多瑞士法郎（1瑞士法郎约合6.8元人民币），时间长些甚至高达七八万瑞士法郎。蒙特勒旅游部门主管哈里对记者表示，每年在该地区私立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总共入住2.5万人次以上。
瑞士《新苏黎世报》称，瑞士高端旅游近年来颇受外国人欢迎。每年约有4万外国游客来瑞士治疗，消费近13亿瑞郎。但不管是德国还是瑞士的医疗旅游，也常常被体验过的病人批评。一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俄罗斯女病人，花了6000欧元到德国一家著名诊所做关节手术，并进行一周康复治疗，但手术并不成功。而瑞士的羊胎素、抗衰老等医疗旅游服务，引发的争议也很大。（2018-07-25）
【51宝贝助孕正规吗】5月8日为“世界地贫日”。
很多地贫夫妻都面临一个“世纪难题”：同是“地贫”者就必须分手或引产吗？
地贫基因携带者夫妇陈芳（化名）和杨刚（化名）的故事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答案。
一
查出地贫后还能生出健康宝宝吗？
去年10月，陈芳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诞下一名健康女宝宝，一家其乐融融。回想起一年前结婚、备孕的心酸，她和丈夫对新生命的加入感慨万千。
2020年，两位年轻人正准备步入婚姻殿堂时，在婚检中发现了彼此都是α地贫基因杂合缺失（--SEA/aa）的“地贫患者”，生育中重度地贫儿的几率较高。
这让他们陷入迷茫，究竟怎么样才能生育健康宝宝且阻断地贫基因遗传呢？他们带着疑问走进了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求医。
“如果以上两个人结婚，不加干预地自然怀孕，则其后代1/4机率为重度地中海贫血患者，1/2机率为α地中海贫血携带者，1/4机率不携带地贫突变基因。因而自然怀孕生育健康宝宝的概率为3/4。”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钱卫平解释。
地中海贫血，在医学上被称为珠蛋白合成障碍性贫血。其中，红细胞是人体内输送氧气、输出二氧化碳的“运输队”，“珠蛋白”是运输队的“中坚力量”。地贫患者是一类“珠蛋白”基因缺失或者突变了，那么“运输队”功能也会出现障碍，导致人出现贫血等问题。
该疾病因大多发生于地中海沿岸国家，而获“地中海贫血”命名。地贫是全球分布最广、积累人群最多的一种单基因遗传病。
地中海贫血为何需要警惕？因为地贫是会遗传的，以α和β地中海贫血较为常见。当一个人不能产生足够的血红蛋白α链时，将出现α地中海贫血症；当一个人不能产生足够的血红蛋白β链时，将出现β地中海贫血症。按临床症状又分为轻中重度。
目前，地贫尚无药物和成熟的基因治疗方法。一般来说，地贫基因携带者无需特殊治疗，中重型地贫患者需要定期输血和排铁治疗维持生命。
“总体来说，长期输血和除铁治疗费用高，一般家庭承担不起，且可能重度地贫儿寿命并不长；再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可能治愈重型β地贫的方法，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全相合的地贫移植成功率高。近年来，地贫移植技术较成熟的医疗机构开展的半相合地贫移植也有较高的成功率，但治疗费用昂贵，移植后并发症多，有5%-10%的失败风险。”钱卫平介绍。
二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阻断“地贫”基因
要如何帮助他们阻断、避免生育地贫儿呢？
因为夫妻都是地贫基因携带者，生育健康宝宝几率较小，钱卫平是通过胚胎种植前遗传学诊断技术（PGT，俗称“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来帮助他们。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通过基因检测，筛选出健康的胚胎进行移植，像地贫、脊肌萎缩症、杜氏肌营养不良、遗传性耳聋、多囊性、苯丙酮尿症、马凡综合征等多种单基因遗传病家庭均可通过这种技术解决生育难题。
经过精心的诊治，借助“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地贫基因携带者夫妇陈芳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中心完成胚胎移植，于2021年10月诞下一名健康女宝宝。
像陈芳夫妇做好婚前产检筛查的患者是比较幸运，钱卫平介绍，自己曾经接诊过的36岁李阳（化名）则没有那么幸运。
她和丈夫双方均为β地中海贫血携带者，因为没有提前发现问题，未做周全的生育规划。2016年，在二胎自然怀孕中，经羊水穿刺显示，女方怀上了重度地贫儿，经历痛苦的决定，最后不得不进行引产术。这对李阳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就在陈芳夫妇迎接新生命的同一个月，经历过一次引产术的36岁的李阳也在北大深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通过第三代试管婴儿助孕技术，选择正常胚胎进行移植，并成功怀孕。
近期，李阳通过孕中期羊水检测显示，胎儿染色体核型未见异常、没有携带β地贫突变基因，目前持续妊娠中。
三
广东人每6个人就有1个地贫
地中海贫血在广西、海南、云南、广东、贵州等南方省份高发，其人群基因携带率在广西、海南、云南达20%以上。据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基线调查发现，广东户籍育龄人群中地贫基因携带率约为16.8%，即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地贫儿，重型地贫患者多数在未成年前死亡。
因此，在地贫高发地区开展婚前、孕前以及产前地贫筛查、诊断和干预，即三级预防策略，防止重型地贫儿的出生，是防控地贫的最有效措施。
钱卫平介绍，地贫可防可控。一级预防是通过婚前孕前优生检查，及早发现夫妇双方地贫基因携带状况，针对性制订孕育计划，预防地贫的发生。对于自然怀孕中的夫妇，则要高度重视二级和三级预防。二级预防实施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通过对胎儿染色体进行核型分析，明确胎儿地贫基因类型，避免重型地贫儿出生。三级预防是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促进确诊地贫患儿早诊早治。
高风险的夫妇可以选择自然怀孕，怀孕后务必做好胎儿产前诊断，明确胎儿是否为重型地贫儿，也可以选择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即第三代试管婴儿手术）。
对于有过中、重型地贫患儿生育史的夫妇，同型地贫携带者的夫妇，αβ复合型地贫携带者的夫妇，以及αβ复合型与其中一型地贫携带者的夫妇可以通过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进行阻断，生育健康的宝宝。”
据悉，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作为深圳市第一家拥有PGT资质的医院，其生殖医学中心自2018年11月获得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T，俗称“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资质准入以来，已通过该技术帮助八十多对地贫基因携带夫妇成功孕育了健康的宝宝，并且完成了对多囊肾、遗传性耳聋、马凡氏综合征、脊髓小脑共济失调等单基因遗传病的阻断。
5月8日“世界地贫日”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也联动深圳生殖医学专科联盟的各家联盟医院，在北大深圳医院门诊大厅一楼开展义诊咨询宣传活动，通过线下义诊和线上直播等形式，就地中海贫血防控向市民群众开展公益科普活动。
【记者】黄思华
【作者】 黄思华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来源：南方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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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是不生，是个问题。能不能生，是个更麻烦的问题。
对不孕不育夫妻而言，辅助生殖是“救命稻草”，同时，“求子”的需求也孕育了20年来快速发展的市场：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育龄女性成功活产一次至少需要花费10万元，甚至更多。
因此，人工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任何消息都会引发各方关注。5月上旬，浙江医保局提出要制定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服务价格，并适时纳入医保。随后辅助生殖概念持续走高。“辅助生殖行业已到爆发前夜”的说法，在经历4月北京市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项目入保暂缓执行的波折后，又在市场流传。
这种狂热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吗？目前国内试管婴儿市场供需发生了哪些变化，行业的未来会怎样发展？
今年3月，著名胚胎学专家、家恩医疗创始人刘家恩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面访，谈到了相关问题。他认为，当前人口出生率下滑等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也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利好消息带来的市场狂欢都是短暂的，行业发展需要长期政策支持、鼓励。
44岁生育门槛：人工辅助生殖提供科学解法，试管婴儿是最后一道希望>
尽管男性和女性都可能患有不孕不育症，但两性的生理区别，一般会使女性承受的生育压力要大得多。
点进试管婴儿线上交流平台，你会更加明显感受到这点：几乎清一色的女性活跃用户，刷屏的B超图片，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雌二醇等听起来生涩的激素名词，她们早已熟稔于心。
而“毕业”“开奖”“求绿灯”等高频词，以及穿插着送子观音和安胎符图片的广场消息——显得她们既像谨慎的考生，又像虔诚的信徒。
尽管出于羞耻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不孕不育患者对试管婴儿这一话题保持缄默。但实际上，需要借助人工干预手段进行生育的人群并非小众群体。多家上市公司招股书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
可比起40多年前的人，他们总归是幸运的。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于英国，至此，不孕患者求助的对象才从巫师变成医生，关注的“神迹”从符号、咒语变成拗口的医学名词和量化指标。
作为现代技术为不孕不育人群带来的福音，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既包括简单的人工授精，也包括相对复杂的试管婴儿，发展至今大概已经囊括了8种治疗方法。
其中，第二代和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研究中，均有刘家恩的身影。1989年，鉴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优生优育、解决不孕不育方面的作用，妇产科专业硕士毕业的刘家恩，受国家公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学习。
在以生殖医学中心著称的欧洲高校，刘家恩师从世界试管婴儿之父Robert G. Edwards等试管婴儿开拓者，学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贡献包括但不限于世界首例植入前胚胎DMD（假肥大性肌营养不良）诊断技术、世界首例将ICSI（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应用于PGD（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睾丸精子体外培养成熟技术、超快速植入前胚胎单细胞DNA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植入前胚胎单细胞重复DNA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2000年，刘家恩学成归国，等待他的是国内患者独特的求诊路径。
一般来说，国内患者漫长的求子路的起点不在医院，而是中医诊所，只有在中药调理无果后，大多数人才转向医院检查。
对此，刘家恩并无异议。他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医药对病人“调理气血”的作用无可厚非。而在女方输卵管通畅、排卵正常，男方精子质量优良的背景下看中医，不仅能调节身体，还能抚慰心理，患者随后自然怀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事实上，根据刘家恩的接诊经验，来医院求诊的所谓“不孕不育”人群中，最后需要做试管婴儿的人数很少。有的病人不了解医学常识，在医生指导下多可自然怀孕；有的患者激素水平紊乱，通过调理也可以自然怀孕；还有的因为工作紧张、焦虑情绪而无法生育，在接受完心理辅导后也可以自然怀孕。
但是，如果不孕不育的原因是女性输卵管堵塞，或者男性少精、弱精和无精等不可逆原因，一味看中医也于事无补。这类患者“求子梦”寄托在上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上，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技术。
通俗讲，相对简单的人工授精技术的开展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如女性输卵管通畅、生育功能正常，男性精子质量达标等，是以一种非常接近自然受孕的方式操作的简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技术，则需要从女性卵巢体内取出卵细胞，在体外与精子结合后形成胚胎，再把发育良好的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宫中去，其过程比人工授精要复杂，被称为“求子群体最后一道希望”。
在刘家恩开设的医院，接收的首次求诊病人中，约1/3可以通过科普讲解、监测排卵、调整内分泌等方式自然怀孕；另外2/3的患者可以进行人工授精，如果尝试三四次未果，再改做试管婴儿。
算上到院门诊咨询、体检后进入试管婴儿周期、定期抽血做B超（2~3次）、取精取卵、胚胎移植、早孕监测，未来2~3个月，选择试管婴儿的患者需要频繁“跑医院”，承担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而这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刘家恩表示，不孕不育是由多因素引发的结果，而女性年龄是影响不孕不育治疗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从生理角度看，男性和女性的生育年龄有很大区别，前者的生育年限更长，但女性在44岁之后生育功能急剧下降。
具体地说，随着女性年龄增加，其卵细胞的质量会逐步退化，与精子结合后形成的胚胎中出现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也是随着年龄而增加，超九成难以着床。所以女方年龄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
这意味着，女性的44岁将是夫妻需要共同面对的生育门槛。
作为一名人工辅助生殖专家，刘家恩呼吁年轻人不管当下是否想要孩子，首先要了解生育常识，制定生育规划，女性如果想要生孩子，必须在40岁之前解决。
“生育一事并非你想就能生出来的。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想要孩子，到一定年龄又想要，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这是很可惜的。”刘家恩说。
试管婴儿20年：从羞于启齿到坦然面对，问诊患者呈年轻化趋势>
当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如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国内出生人口连续四年滑落，出生率为1952年该数据有统计以来最低。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严肃的现实问题。
这也使不孕不育这一话题受到更多关注。据刘家恩介绍，从成因上看，不孕不育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环境污染、地域差异、种族基因等单纯因素能解释。
1988年，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降生，掀开了中国人工辅助生殖行业的第一页，但随后十几年国内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缓慢。
刘家恩回国创办辅助生殖医院时，只有个别大学的公立医院开展试管婴儿工作，其余很多医院都在准备筹备阶段，配套技术人员稀缺。
2002年，刘家恩开始着手筹办医院，但国内并无成立试管婴儿私立医院的先例，要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需要直面棘手问题。例如，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要求很高，既需要专业医生，胚胎技术员，护理人员，也需要各种专业的精密仪器，而这些恰好是彼时国内所欠缺的。
作为应对，刘家恩和同事自掏腰包从国外进口辅助生殖的耗材设备、培养液，经过自招人员、自己培训，终于满足了基本的建院条件。
2004年，作为国内首家获得批准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的民营医院，刘家恩牵头组建的北京家恩德运医院顺利开业。当时全医院的员工只有几十个人，医护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是招聘的。
此后，在庞大患者群体的支撑下，家恩德运借助首批病人的成功率以及患者群体的口口相传，很快在北京地区打开局面。
经过20多年的门诊经验，刘家恩也感受到行业的变化，其中问诊患者的年轻化趋势不容忽视。以家恩德运为例，就诊患者平均年龄为34岁到35岁，80后正在成为试管婴儿的主力。
刘家恩认为，这与中国社会变迁有关。具体来说，现代人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很多高学历就业的人群年龄比以前大许多，工作几年后再考虑生育基本超过30岁，而女性的黄金生育年龄是在30岁前。
此外，生活方式变化也让现代人生育能力告急。刘家恩表示，在备孕、怀孕、妊娠的全过程中，睡眠欠佳、抽烟酗酒、工作压力等都可能引起生殖功能下降。“手机夜游族”的生育能力受熬夜影响很大。
形象地说，一名长期熬夜的女性，其卵巢功能要远远差于同龄人，高管、媒体人、律师等习惯于经常熬夜的职业女性群体，在不孕不育人群中占比更高。
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明显。过去，业内普遍认为在不孕不育症中，男方因素占30%左右，主要是由精子质量差引起，一对夫妻不孕不育，由男性原因导致的概率约为30%，如今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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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值得欣慰的好变化，例如病人群体对试管婴儿的态度正在“从逐步认识，到逐步接受，再到坦然面对”。
刘家恩强调，不孕不育是人类社会存在已久的议题，不同人种群体中不孕不育率均在10%左右。过去，不孕不育群体不愿发声，因此容易被社会忽视。
而辅助生殖行业也愈发繁荣。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36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有27家，全国各省（区、市）均有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服务可及性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家恩德运的人员数量也从几十人扩充到150多人。刘家恩表示，“20年发展非常快，（国内辅助生殖）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在技术方面基本上和国际先进水平差不太多了”。
但无奈时刻无从避免。对于三次以上取卵经历还未成功受孕的病人，刘家恩一般会建议他们放弃。因为这说明其卵子、胚胎质量、子宫环境大概率已经无法做成试管婴儿。但对于这一结果，大多数患者一瞬间都无法接受。
“人总是没办法轻易放弃。”刘家恩说。
不难看出，尽管生育、求子一事早已退去远古文明的宗教色彩，并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变得理性、科学，但求子者内心对孩子的渴望与古代人并无二致。
刘家恩并不赞成盲目的“渴望”，特别是其滋生的消极情绪。比如病人们习惯“组团”建群，可以达到共享成功经验，互助身心的效果，但七嘴八舌的讨论也很容易放大焦虑，反而影响手术效果。
刘家恩建议，国内有条件的人工辅助生殖医院可以配套1~2名心理咨询师，对特别紧张的病人进行心理辅导和引导解释，避免焦虑情绪影响手术成功率。
均价超3.5万/周期：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暂缓，生育支持政策讨论度走高>
热切的求子需求、前沿的科学技术构成国内辅助生殖的市场框架，串联其商业世界的重要主线，却是价格。
根据《中国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实践指南》测算，女性在35岁及以下时，平均需要3个治疗周期成功活产，单次取卵周期价格约3.3万~4.2万元，35岁以上的女性则需要更长周期。这意味着育龄女性成功活产一次至少需要花费10万元，甚至更多。
这些费用30%~40%流向药费，40%~50%流向手术费，10%~20%流向检查费，贯穿促排卵、取卵、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化验的各个环节，对于手头拮据的患者来说并非小数，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辅助生殖渗透率。
因此，近年来呼吁将试管婴儿费用纳入医保的声音不断，今年更是佳音连连。而在今年2月，16项辅助生殖项目拟纳入北京市甲类医保（仅限门诊）的消息在行业引发震动。平安证券在当月的医药生物行业周报中指出，此次进入医保，医保覆盖约8000~11000元。
这意味着如果政策落地执行，一对计划进行试管婴儿手术的夫妻用于单周期治疗的预算可以减少约20%以上。
不过，4月13日，根据北京市医保局公开披露的信息，“根据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相关规定，按照国家医保局要求，我市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工作暂缓执行”。
作为生育利好政策，“辅助生殖入保”缘何按下暂停键？业内猜测可能与辅助生殖、美容整形这类消费级医疗服务不符合国家医保“保基本”的原则有关。
刘家恩认为，辅助生殖项目的单价降幅，取决于国家医保资金充裕程度，而不是由企业、个人断然决定的。也许由国家、企业、个人捐赠出资，设立专门的试管婴儿基金，降价力度可能比最初政策的费用减幅更大，甚至包括1.5万~2万左右的进口药都可能报销。
刘家恩也表示，从国际实践经验看，试管婴儿涉及流程和技术很多，相关政策落地执行，还需要制定配套细则，以明确报销范围，对患者年龄和次数进行限制，而不是“来者不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例如，在比利时对符合年龄要求、有适应症的夫妻，减免包括药物在内的试管婴儿治疗费用，大大减轻不孕不育人群的经济压力；在美国，尽管每个州立法不同，但一般来说，医疗保险可以报销2或3次做试管的部分费用，也不是100%全报。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内外辅助生殖渗透率的差距。太平洋证券研报显示、2016年国内辅助生殖渗透率为10.2%，低于同期日本56.1%；中国银行证券研报预计，到2023年，中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为9.2%，美国同期数据为33%。（机构间数据差异或由测算方式导致）
在辅助生殖技术暂未纳入医保报销的当下，减轻国内试管婴儿患者经济压力，主要靠医疗机构给予的价格优惠，而这些折扣一般面向经济困难，或者多次尝试试管婴儿的患者提供。其中民营医疗机构在国家备案后拥有自主定价权，因此价格弹性更高。国内也有医疗保险公司开始涉足这个行业。
刘家恩表示，试管婴儿手术成本相对透明，业内用药基本一致、绝大部分设备耗材从国外进口，因此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整体费用相差不大。但是，公立医院属于免税的医疗机构，依从一定的定价标准，经营成本较低，因此整体价格普遍低于企业性质的民营医院。
尽管辅助生殖入保暂缓执行，但是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讨论也是行业不断调整的缩影。今年两会期间，人口、生育等话题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多位政协委员针对单身妇女生育、生育率保护等问题建言献策。
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金李在提案中表示，应尽快改变传统观念，对单身大龄女性，或暂时找不到适合结婚对象而主观愿意生育力保存的女性，放开生育力保存。同时对大龄单身女性非婚生育小孩等行为予以认可，在其上户口、上学、医疗以及其他方面一视同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孟安明则建议适当放宽对单身女性冷冻卵子的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医院对25~32岁的单身健康女性、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卵子超排和冷冻。
刘家恩表示，人口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明显。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生育支持政策出台，可能也会涉及试管婴儿领域。
500多张稀缺执照:市场不会突然爆发，两极格局下私立医院更难>
除了高技术和高价格，高门槛是辅助生殖行业的另一鲜明特点。
根据当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5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2015版）》和《关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辅助生殖牌照申请流程有4个核心环节，即论证、评审、获取人工授精牌照、获取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牌照及申请第三代PGT牌照，完整的申请流程长达10年左右。种种限制使稀缺的牌照主要配置在资源强势的公立医院。
此外，为了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机构还会对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医生和实验室人员的业务量、机构周期数、妊娠率等多方面设立标准，每2年进行校验，未通过校验将被收回运营资格。
刘家恩表示，中国辅助生殖机构的成立条件为全球最严。与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国内辅助生殖行业不是单一的行业监管，而是行业监管与政府监管并存，监管重点既包括专业技术，也包括医院等级、人员规模、占地面积等多个方面。
不过，尽管行业监管严格，但不同地区的技术、人才储备失衡，辅助生殖机构品质良莠不齐也早已成为业内共识。刘家恩估计，国内优秀、中等、较差三个档位的机构数量大概各占1/3，而随着优质机构患者数量的长年累积，辅助生殖行业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越发明显。
其中，公立医院作为国内医疗领域的主力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上风，而公立三甲医院在数量、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病源吸引力更强。
民营医院带有企业性质，在医疗体系中起补充作用，其真正与公立医院竞争的领域是某方面的专业技术，以及通过提供专业技术、周到的服务，提升病人就医体验，打造医院品牌。
据刘家恩的从业感受，一般而言，约八成的试管婴儿患者会对周边的试管婴儿中心进行走访调查，在充分咨询和了解后决定就诊医院。出于对公立医院的信任，患者会优选公立医院咨询；而出于公立医院费用更低的印象，大多数患者可能优先选择公立医院作为问诊第一站。
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患者更看重就医体验，为了节省等待时间，避免拥杂环境，也会选择手术成功率高的私立医院就医。一般而言，治疗成功的病人会向周围的亲戚朋友介绍医院或医生，这也是私立医院的主力客源。
而对于选择辅助生殖赛道的民营医院，其在市场竞争中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在热切求子的患者群体眼中，手术成功率是比价格更重要的决策因素，也是各家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也就是说，如果民营医院有好技术和好服务，在保证患者手术成功率的基础上，还能节省患者时间、减轻患者焦虑，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守住地位。而心理因素本身也会对手术成功率产生正向影响。
因此，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技术和服务才是辅助生殖机构的立身之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赛道的民营医院都顺风顺水。例如，在行业环境变天的产科领域，客源减少是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民营医院“单打独斗”的苦楚暴露得更加明显。
其中，人才资源短缺就是一大挑战。刘家恩表示，民营医院从公立医院“挖人”成本高昂，需要给出其3倍、4倍甚至10倍的原薪资；而失去了公立医院大平台，转身投向民营医院的大专家能否迅速适应、独当一面，也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外，转型成功的民营医院数量稀少，近年来民营产科医院变卖、倒闭屡见不鲜，也暴露出民营医院面临行业风险时，较弱的生存能力。
刘家恩分析称，医疗领域的底层支撑是技术和人力资源，而专科民营医院在建院之初根据已有技术优势确定了发展方向，当疫情突袭、行业变天导致外界环境突然变化时，缺乏国家的支持，民营医院往往难以实现技术的快速转换，因此转型难度很大。
“民营医院的转型还是要靠自己，转型成功就生存下去，转型不成功就只能关闭，这是当前的一个现实状态。”刘家恩说。
刘家恩表示，未来辅助生殖行业的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竞争会一直存在，当然竞争的同时也会促进行业发展。
不过，对于市场上“辅助生殖行业进入爆发前夜”的观点，刘家恩认为过于乐观。
首先，从行业特点看，扩张难是辅助生殖中心的一大难点。
根据国家卫健委去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测算参考方法》，各省（区、市）增设的辅助生殖机构数量不超过截至2020年底辅助生殖机构总数的15%，按常住人口数测算原则上每230万~300万人口可设置1个辅助生殖机构；而人类精子库设置每省（区、市）原则上不超过1个。
这意味着，到2025年前，我国新增的辅助生殖机构不得超过80家。而由于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设置实行“一院一证”，因此包括家恩德运在内的众多辅助生殖机构，发展壮大后难以走出地方。
同时，市场需求有限也是限制行业发展的客观原因。刘家恩表示，国内辅助生殖机构数量相对较多，但目前市场病人量并不饱和，因此放宽成立门槛，建立更多辅助生殖机构并无迫切需要的现实基础。
家恩德运临床接诊的三胎咨询数据显示，要三胎的就诊患者数量也没有呈现爆发趋势。刘家恩表示，当前人口出生率下滑等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也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利好消息带来的市场狂欢都是短暂的，行业发展需要长期政策支持、鼓励。
“这不是炒股，今天有好消息明天股价就翻倍了。”刘家恩说，当代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与上一代不同，他们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吸收生育政策，这将会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
“如果人口出生率能从明年开始逐步上升，那就是一个好现象。”刘家恩说。
每日经济新闻
境外医疗旅游，是坑还是商机？
编者的话：最近，国内舆论焦点对准医疗领域，很多人看好境外的医疗旅游市场。德国《世界报》称，全球医疗旅游行业价值约合4000亿欧元，未来十年内市场可能继续以每年25%的幅度增长。《环球时报》驻各国记者实地探访了热门国家的医疗旅游，发现尽管这一市场前景普遍被看好，但海外医疗能火多久仍是未知数，如要投资，需做好各方评估。
美国：中介催生医疗旅游热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李晓宏
“美国每年接待约20万国际转诊患者，创造三四十亿美元的收入。以前欧洲来美就医者多，近3年中国客户增长迅速。”美国天机医学咨询中心执行总裁杨雷说，该中心就是瞄准这个趋势，3年前在纽约成立的。
杨雷介绍，中国患者赴美就医主要看两类疾病，一是癌症，二是不孕不育。前者多去美国东北部的麻省总医院、西北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南部德州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不孕不育患者青睐加州和纽约等地医院。
如今，美国在全球最先进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及辅助生殖质控标准，每年吸引中国数万人赴美就医。在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生育治疗诊所，北京一对高龄夫妇慕名美国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和基因检测技术，来做试管婴儿。当受精卵在暖房恒温仪器中培养了5天时，医生从处于囊胚期的胚胎滋养层中提取一两个细胞，进行基因疾病和染色体异常的筛查及人工干预，拿掉、修补缺陷基因后，将胚胎植入子宫。最终，让他们生育了一个健康宝宝。
“赴美医疗确实帮到一些患者。”美国先行国际医疗公司联合创始人朱晓伟说，美国一些先进的治疗方法和药品器械进入中国需要一段时间。有些中国患者肿瘤复发，在国内已无法医治，来美国接受癌症免疫治疗，病情得到稳定。也有肺癌晚期患者，到美国采用靶向疗法，延续生命。美国癌症5年生存率较高，总体达到66%，远高于中国31%的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康复期的治疗。因此，有些患者手术后，继续在美进行康复治疗。美国有专门的医疗签证，中介提供一站式服务。
“10年前，全球著名的德州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一年有十几个中国患者，现在增加到几百个。”朱晓伟认为，这还与中介机构转诊网络铺得越来越大、宣传越来越多等有关。朱晓伟说，当前赴美医疗走的是高端路线，一些中介收费12万元人民币起价，增加接机、陪同患者第一次门诊等服务，增至15万元人民币。如果全程陪同，高达80万元人民币。而且美国的治疗费昂贵，至少是中国的两倍。
需求带来市场潜力。业内预测，随着中国中高收入人群不断增长，赴美医疗服务市场将保持高速增长。目前，该市场的中介有三类，一是中国在线医疗旅游平台，二是纽约天机医学咨询中心等美国当地服务公司，三是中美合资的美国诊所。
第一类的优势，在于十余年市场摸索积累的中国客源。第二类本土中介，人脉广，有条件获取美国优质医生医院资源。第三类结合了前两者的优势，如纽约GFG格莱宝美孕生殖中心。该中心的中方投资者慈铭体检集团，在为中国女性客户提供体检服务过程中，易发现有特殊生育需求患者。
面对商机，有人想投资朱晓伟，合作美国转诊生意，被他婉拒。“病人是一个国家的医疗资源，转诊国外不宜做得过大，有限转诊即可。”朱晓伟认为，“关键是把国外前沿技术、优秀医学人才转回国内”。
印度：医院参差不齐，风险不容小觑
本报记者 白云怡
联合国最近一份有关服务业的报告显示，印度正成为全球最受青睐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数以十万计的海外病人蜂拥来到印度。
中国商人在印度开办医疗旅游公司或经营医疗旅游业务前景如何？在印度海得拉巴制药中心工作多年的邹岚认为，这一行业非常“有发展”“有钱途”，因为患者可以在印度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接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以丙肝这种疾病为例，在中国，一名患者要治愈丙肝需要花费4万元以上人民币，但在印度大概只需要8000元就可以。而仅丙肝患者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这个市场有多大可以想象。”这名熟悉印度医药行业的专业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有时候患者甚至不需要前往印度，只要通过公司将资料发往印度医生那里即可进行远程治疗，所以成本很低”。
据印度工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称，印度的医疗服务收费水平一般是欧美国家的1/10。美国肝脏移植的价格在20万美元以上，但在印度只需1.4万美元；机器人膝盖手术这项尖端技术在中东和澳大利亚地区的费用高达8万美元，而在印度只需花费1万美元。
除了价格低廉，印度医院的医疗水平也相当不错。印度各大医院的医生，大部分从欧美国家的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工作。
不过，邹岚提醒称，在经营医疗旅游时，从业者需要对医院和医生的选择极为谨慎，因为印度的各类医院水平参差不齐。“一般来说，印度的私立医院质量会更好。中国经营者切不可贪便宜而选择不靠谱的印度医院当做合作伙伴，不仅易引发医疗纠纷，更难进行国际诉讼”。
这一产业的风险也不可小觑。“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医疗和政策带来的双重风险”，在印度工作生活多年的海外医疗服务公司“康安途”创始人杨晨对《环球时报》表示，目前对印度药物有强烈需求的中国患者主要是一些肿瘤和肝炎患者，他们经常带有一些天然的并发症，会为整个医疗过程带来更多复杂因素。从政策上来说，中国正在对医疗环境进行深入改革，与海外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海外医疗的红利期还有多长并不确定。“由于医疗旅游是新兴行业，有关这类公司的资质要求、牌照颁发等相关规定都不健全，这些对投资者来说都是风险因素”。
在杨晨看来，印度医疗旅游行业天花板十分明显，因为国人需要的只是印度药品，况且这一行业内部竞争已很激烈。“相对赴印医疗旅游，在印经营医疗电商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泰国：泰式服务是主要卖点
本报驻泰国特派记者 张志文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今年发布的一份医疗旅游调查报告显示，根据2016年统计，泰国是全球接待医疗游客最多的目的地，人数达到229万人次。《环球时报》记者日前探访了泰国一家知名国际医院，了解泰国医疗旅游的优势所在及服务标准。
位于曼谷市区的康民国际医院，成立于1980年，是很多国家患者赴泰医疗旅游的选择之一。据介绍，去年这家医院共接待了来自190个国家的110万名患者。记者看到，这家医院内部装修高雅大方，就诊环境与普通医院很不一样，有种置身酒店的感觉。
康民国际医院国际事业发展部负责人塔尼·曼尼努对记者说，国际患者到达医院后，一般会有翻译陪同填写注册信息及就诊，“为了方便医患沟通，我们有超过30位各国医生负责患者与泰国医生之间的交流翻译”。同时，这家医院还在中国等国家设立联络处，国外患者可以通过联络处提前将病历等资料交由泰国医生会诊，随后反馈诊疗方案和费用。联络处还可以代办赴泰手续和酒店交通等服务，“可以一条龙地解决患者的需要”。
根据国际卫生保健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泰国医疗游客数量正在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毕马威（泰国）医疗部门负责人塔纳特认为，多数泰国私立医院已经获得JCI国际联合委员会认证，并拥有高技术的医生团队，能够为中东和中南半岛国家患者提供高质量服务。塔尼也说，泰国私立医院拥有世界前沿医疗技术，悉心的泰式服务也是很多国际患者选择来这里就诊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华新康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康丽娜对记者表示，辅助生殖、抗衰老治疗和健康体检是目前中国患者选择来泰就医的主要目的，相对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在泰国可以较为方便地预约专家。
德国瑞士医疗高端，价格也美丽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说起医疗旅游，许多人会想到电影《茜茜公主》里的场景：这位巴伐利亚公主得了严重肺病后，放下一切，到处游山玩水，心情大好，病也奇迹般好了。这该是医疗旅游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如今，德国被称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之一。
德国经济研究所7月的一份报告表示，去年，到德国医疗旅游的外国人已经达到近30万，给德国带来18亿欧元收入。这些人大多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海湾国家和中国。
“德国医疗旅游主要有三种。”德国慕尼黑大学旅游经济学者普拉西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一是健康旅游，《环球时报》记者曾参加过德国一家旅游机构的健康旅游，内容包括到阿尔卑斯山区，住在有机酒店，参加远足、健身等体育活动，还有健康膳食制定；二是疗养旅游，德国有300多个高级疗养温泉与疗养胜地，尤其适合病后康复者；三是住院旅游。这种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那里有德国最著名的医疗机构，病人可以进行心脏手术、骨科手术等。
普拉西尔表示，外国人到德国医疗旅游并不难，还可以获得专门的医疗签证。但是费用是难点。尤其是第三种，如果是癌症等较严重的病症，治疗费用至少也得大几千欧元，甚至几万欧元。
最近几年，中国投资者也盯上了德国的医疗旅游商机。记者了解到，中国投资者的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投资保健中心和健康酒店，主要客户是中国旅游者：二是购买德国面临倒闭的医院、疗养中心等。
相对德国，瑞士主要专注高端医疗旅游。《环球时报》记者前不久到羊胎素发源地及全球著名的抗衰老胜地——蒙特勒采访，蒙特勒有十多家私立医院。这里的医院除了注射羊胎素外，还提供面部拉皮、身材重塑或再造鼻子，以及乳腺癌术后或事故后的修复手术，也有心血管、关节炎等小手术，还有专门来全面体检的。
一位来自上海的正在当地接受医疗服务的游客告诉记者，医院特别提供“一整套服务”，包括机场接送，汉语翻译，精致的法国餐饮，一对一医师问诊，蒙特勒等地旅游等。但费用也很可观，一周全包疗程（不包来回飞机票），要价一万多瑞士法郎（1瑞士法郎约合6.8元人民币），时间长些甚至高达七八万瑞士法郎。蒙特勒旅游部门主管哈里对记者表示，每年在该地区私立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总共入住2.5万人次以上。
瑞士《新苏黎世报》称，瑞士高端旅游近年来颇受外国人欢迎。每年约有4万外国游客来瑞士治疗，消费近13亿瑞郎。但不管是德国还是瑞士的医疗旅游，也常常被体验过的病人批评。一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俄罗斯女病人，花了6000欧元到德国一家著名诊所做关节手术，并进行一周康复治疗，但手术并不成功。而瑞士的羊胎素、抗衰老等医疗旅游服务，引发的争议也很大。（20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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